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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第三十六期  2018年7月25日

“新古今”800年

后鸟羽院(1180-1239)像
来源: Wikipedia, Public Domain

 大多数日本报纸每个星期总要有一版刊登由读者投稿的和歌(31音节的短诗)和俳句(17音节的短诗)。俳句是从和歌分离出来的。这无疑是诗歌已渗入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佐证。日本天皇在每年的新春时节,总要自己出题举行和歌比赛,国民纷纷响应作诗参赛。

这种习俗由来于悠久的宫廷和歌传统。宫廷和歌的优秀作品被收入在21部敕撰集里(奉天皇之命编撰的诗集),其中最高等级的敕撰集是《新古今和歌集》。而且,作为例外,下令编撰的国王(天皇)亲自担任主编。这部特异的豪华诗集诞生至今(2005年)正好是800年。

作家丸谷才一(1925-2012)撰文祝福这个纪念日。

1205年3月26日,举行了《新古今和歌集》完成的庆祝活动。实际上诗集并未完成,后来又继续进行了数年的编撰。如果不拘小节,今年(2005年)正值《新古今》诞生800周年,实在可喜可贺。因为这是一部显示和歌颠峰的诗集,即所谓日本文学精华的集大成者。江户时期(公元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叶)伟大的文学研究者本居宣长把《新古今》肯定为至高无上的诗集,他调侃那些对这部名歌集持非议的人是不懂风雅。笔者亦以为,无论是《平家物语》、世阿弥的“能”,还是芭蕉的“非谐”,都是在受到《新古今》决定性的影响下诞生的。

《平家物语》是一部记叙了11~12世纪平家家族兴亡的叙事诗,据记载完成于13世纪。这是一部以佛教式哀愁为基调,叙述战乱的大作,恐怕也是一部可以同荷马的作品并驾齐驱的杰作。“能”是在14世纪初到15世纪由世阿弥完成的优美的表演剧。爱尔兰诗人叶芝受能的启发,写出了《在鹰井》一书。而芭蕉则是以创作17音节俳句闻名的大诗人,其代表作是将短诗和文章结合在一起的《奥之细道》,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翻译了这部著作。也就是说,叙事、演剧、诗词、游记的一流名作都滥觞于这部敕撰和歌集。

何谓敕撰和歌集?

所谓敕撰和歌集究竟是什么呢? 那是奉国王之命编簒而成的和歌名作选集。本来是对中国文化的模仿,但结果却远比中国的钦选诗集多,编成了21部敕撰和歌集。

敕撰和歌集是为夸耀宫廷文化水准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这种表现形式立刻成为政治性工具发挥了作用。但敕撰集最强调的是正统性。诗集(复数)从古典和新作两方面挑选优秀作品,原则上不收重复的和歌而形成一个系列。每本诗集的取题、序文、分类、排列等都是既注重先例,又倾注了新的创意。也就是说总体上是属于传统主义的。也许这正体现了文化的主流在宫廷这一观点吧。首先,作为政治上的正统性已毋庸多言。其次,由于大部分的新作是贵族们创作的,所以也说明了宫廷拥有一批优秀的和歌作家。第三,它也证明宫廷里有能力出众的批评家。诗集需要由编辑者、同时具备鉴赏眼光和才华的的诗人兼批评家,从古今作品中挑选佳作进行编簒。因此对古人作品的挑选方法尤为重要。人们总是喜欢挑选与以往的敕撰集不同,而和当代和歌作家的创作风格一脉相承的作品,以显示新的文学趣味。这也许是为了让世人认识这个宫廷顺应时代潮流,有着重新焕发传统光彩的能力吧。第四,由于作品被收入诗集是件非常荣耀的事,因此它也作为荣誉褒奖制度而发挥功能。这部包囊当时天皇、太上皇、皇妃、达官贵人,甚至妓女的和歌作品集便成了进行语言游戏的宫廷仪式。第五,它是宣传普及宫廷文化的传媒工具。抄本不断出现,其文学的感染力支配了一大文明。日本人对风景的欣赏、对四季的变换充满趣味并去感受的态度、以及恋爱的作派无一不从敕撰和歌集里学来的。

由此可见,王朝和歌(其中的精粹部分当然是被收进了敕撰和歌集里了)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这一决定性的印记也波及到了现代风俗。每年新年伊始,由天皇出题,向民间征集和歌,并举行由宫廷主办的文学比赛活动。天皇和皇后出席“预祝”时,也发表他们的和歌作品。就其平民化的性格而言,舞女的艺名、相扑力士的艺名也有很多是引用王朝和歌的。至今,日本人仍将王朝和歌视作规范。而且,正如反复说明的那样,这21部敕撰集中最为尽善尽美的就是《新古今》。

研究《新古今》的人很多,现代学者中取得成果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小岛吉雄(1901-1989)。据他考证,《新古今》与普通的敕撰集不同,下令敕撰的后鸟羽院本人是真正的编撰者,而以编撰者之名罗列出的源通具、藤原有家、藤原定家、藤原家隆、藤原雅经都不过是编撰者的助手而已(《新古今和歌集的研究 续篇》)。实际上,认为《新古今》是由太上皇亲自编撰而成的观点过去就有一些人提到过,但这一观点之所以没能成为主流,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第一,按照惯例,敕撰集是由编撰者編寫的,与下令编撰的国王没有关系(尽管国王有时会过目完成后的原稿,并对其中的部分进行修改补充),先前发行的7部敕撰集就被认为是那样,而且《新古今》的汉文,日文两个序列中共记载了5位编撰者。第二,作为编撰者之一的藤原定家是著名的和歌作家,他的子孙作为创作、研究和歌的名师大家长期处于权威地位。定家的名声在明治维新之前毋庸赘言,就是在以后也没有衰落。此外,还有如下这么一个原委。天皇后鸟羽院不是编撰骨干,定家才是主要编撰者―现代学者怀有这种心理的背后无疑是受到了来自西方的19世纪文艺思潮,浪漫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亦即抱着艺术家是伟大的,在感情上不想认可君主也是会有文学才能的。在西方国家的文学史中,没有一个君主是文学天才; 并且明治政府竭力宣传作为和歌作家的明治天皇的才华,其创作无论是从量还是质来说,都乏善可陈,这对研究者的判断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然而,从定家的日记等史料来看,从和歌的取舍标准,到部类的编制和排列顺序,甚至于词书和序言写法,一切都是依照后鸟羽院的指示和判断来决定的。因此,《新古今》是天皇的作品,而且,是非常彻底的主编主义的作品。小岛通过将严密的实际论证方法与高尚的文学感觉相结合的探索,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

后鸟羽院的和歌

当然太上皇是一位和歌大作家。其创作的和歌富有诗情,能自如地运用《新古今》式的技巧。这里例举他的三首代表作品。其一

远眺群山云霭飘,

水无濑川风光好。

有道夕景秋为最,

岂知暮色春最高。

日文原文: 見渡せば/山もと霞む/みなせ川/タべは秋と/何思ひけん

其二

茫茫原野露铺成,

唯若缘故来访寻。

泪衣袖如霜露,

秋风萧萧任伤情。

日文原文: 野はらより/露のゆかりを/尋ねきて/わが衣手に/秋風ぞ吹く

其三

夕烟袅袅飘无影,

触景思亲总泪哽。

只缘故人难忘却,

常将虚无作余情。

日文原文:思ひいづる/をりたく柴の/夕けぶり/むせぶもうれし/忘れがたみに

其和歌创作风格中的独特之处,在于有着职业和歌作家(其典型就是定家)作品中难以见到的畅达、洒脱的情趣。其风格大胆、豁达,且不带工匠气。虽然他的作品不免带有帝王气息,但却没有一丁点帝王作品中常见的对寂寥生活的无病呻吟; 虽然引入了短歌形式,品格却相当高; 采用古歌作新歌,同时又常常赋予崭新的情趣,定家逊人一等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如果要从历代的和歌大家中挑选10个人的话,忽略这位天皇怕是一件难事。

另外作为批评家来说后鸟羽院也十分杰出,其实力从《后鸟羽院御口传》这本评论同时代和歌作家的专著中就可见一斑,而《新古今》的编簒过程则是更重要的证据。或许可以听到这种说法,即编撰诗集与批评行为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暂且不去说,只是单纯地、历史性地搜罗作品,盲目地追从既定的评价,或者个人意气用事地进行工作将会怎样,总之,为文艺的传统作出贡献,并致力于改革一个文明的趣味,这样来编撰诗集就是了不起的批评。在这里,文学史因诗人、批评家的趣味和主张而得到改写。在现代英国,叶芝的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迈克尔·罗伯茨的The Faber Book of Modern Verse,奥登的The Oxford Book of Light Verse等等,大多是尝试这一手法,而比它们历史久远得多,并且获得更为出色的成功的则只有我们的值得自豪的《新古今》。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先很简单地介绍一下《新古今》之前和歌的历史。

同所有国家诗歌的诞生一样,和歌最早也是咒文。用于庆贺和哀悼的和歌也有着咒语的性质,用于社交辞令。朴素的和歌到了宫廷变得高雅,成了游戏的手段,社交的工具。在平安时期(公元8世纪末到12世纪末),贵族们在恋爱中吟咏并赠与恋歌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风俗在《源氏物语》中有详细的记载。紫式部利用以往宫廷和歌的丰富宝库,发明了新散文,并创作了许多使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有机会进行各种交往、互赠的精彩和歌。

受此推动,在平安后期,提高社交式和歌的艺术性变成了很强的趋势。然而,此时也出现了将创作和歌当作自成一系的职业,并有各派竞争的现象,那时候,六条派的和歌作家们(藤原清輔、显昭)的保守性的创作风格并不为后羽院所喜爱,年轻的天皇(后鸟羽院)喜欢的是御子左派(藤原俊成、定家父子)及这一流派的和歌作家们(藤原良经、慈圆)的有象征性、绘画感,忧伤而又格调清新的创作风格。于是,六条派逐渐失势,御子左派作为和歌创作研究的主流长期处于统治的地位。对此,小岛吉雄认为,这是后鸟羽院在编簒《新古今》之前就对歌坛进行重组的结果。可以说,后鸟羽院将歌坛属下的和歌作家们酷爱的古歌,再加上其主宰的歌坛创作的成果编簒而成的就是这部《新古今》。顺便说一下当代和歌作家入选的和歌作品数量,俊成72首、定家46首、良経79首、慈圆92首,而清辅12首,显昭2首。

我们可以把此时的后鸟羽院看作类似埃兹拉·庞德活跃于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般的一个文学组织者。发现乔伊斯并提供援助,编辑艾略特的《荒地》等,庞德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他,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庞德和后鸟羽院都改变了文学的风气。

在研究作为文学组织者的后鸟羽院的时候,正如小岛所说的那样,那时彻底改变了和歌竞咏这一和歌最基本的发表场合的情形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和歌竟咏是一种文学比赛活动,多名诗人分左右两队,相互评论对方吟咏的和歌,然后由“判词”(裁判)判定胜负。一开始它只是一种文雅的游戏,但不久便成了激烈的竞争,变得庸俗了。在俊成以前,“判词”热衷于追究难点,钻牛角尖,其态度宛如检察官。将其改变成具有同情感的温和态度的是俊成。太上皇很赞赏这种风气,并由此而成功地建立了緣于和歌的共同体。正因为是有了这种共同体式的宽容的文学观,新风气得到认可,受到鼓励,才能自由自在地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当和歌的社交性重新得到尊重的时候,作为社交工具的和歌的艺术性才得到了提高。

源氏物语绘卷 竹河(二)
来源:Wikipedia, Public Domain

这件事令我想起了山崎正和的《社交的人》。政治家必须是社交的高手、社交的基础是语言等等,通过这个长篇评论,我其实学到了,或者重新认识了很多的知识,其中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作为人际关系的基本的社交中,常常存在着成为规范的异质文化(比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交界和17世纪法国的宫廷沙龙; 王朝美学、汉文化之于室町、桃山时期的社交集团)。这一理论认为,那是一种为了使模糊不清的憧憬对象变得更为清晰的印象行为。

毫无疑问,《新古今》是将作为社交场合的诗、用于交流的诗的和歌意识化,趋向成熟,更加高雅,从而立足于13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方面最可参考的就是《源氏物语》。俊成告诫说:“不读源氏而创作和歌是件遗恨之事”; 有学者说,编入《新古今》的和歌中有33首是取自《源氏》(其中的一首就是刚才我例举的后鸟羽院的“来自原野”)。作为《社交的人》的作者,他又是一个剧作家、批评家,其解说又是正确的。山崎说,在全球化等因素造成国家概念淡薄的今天,对于我们的伦理来说,社交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如果是那样的话,宫廷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关系远比我们原先认为的模糊的想象要更实在,总之,重新回顾似乎(也许)可说是世界宫廷文化最高文学表现的《新古今》,对于现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紧迫的课题。后鸟羽院是我们同一时代的人物。

[《日本综述》,2005年8月刊,本文经日本综述同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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