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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第三十四期  2018年3月30日

复古、革命、还是革新 胜者的侥幸与败者的奋斗

原敬、后藤新平、平田东助……

曾经作为“叛军”与新政府处于对立面的这些强大的政治家们。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有这样的构想,即灵活起用拥有远大志向的人才。

 

清水唯一朗教授

明治维新一词,翻译成英文是什么呢。长时间有一个固定译法Meiji Restoration。这种译法取的是王政“复古”之意,却不免有误译之嫌。那么,可以译成Meiji Revolution吗?明治维新过程中虽有政府军与叛军之别,但要问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否达到了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程度,十足令人困惑。

明治维新到底是好是坏,始终存在着很多争议,但其革新性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来,即使不译成Meiji Innovation,而译成Meiji Renovation似乎也说得通。

那么,革新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最突出的一点就体现在人才上。饱受阶级地位与家世限制的江户时代成为了过去,人们迎来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明治时代。这一转变正是革新性的。而且,它有着如《坂上之云》里描写的神清气爽,同时却不带革命特有的粗野气息。这凭借的是“知人善任”这一合理有效地运用现有人才的思想以及不断培养接班人的远见。

作为“人才起用革命”的明治维新

维新之初,就能看到这一思想的影子。新政府建立宣言《王政复古大号令》中就表明了以大力选拔人才、积极起用有才能者为第一要务的方针。凭借以萨长(萨摩藩与长州藩)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与朝廷这一有职故实者的集团,是无法掌控全国政权的。如果政权运作艰难的话,临时建立的政府将迅速垮台。所以必须要募集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且拥有远大志向的人才。新政府将目光锁定在了各个藩的人才身上。

这令各个藩头疼不已。动乱已至最关键时期,如果此时原本有限的人才被新政府夺走,这种打击对各藩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而且以当时的情况,新政府能否长久地支撑下去还是未知数。于是藩政府以不顾长久建立的深厚主仆情谊是为不忠,抛下家人远离故土是为不孝为由,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挽留之。(佐佐木克《志士与官僚》讲谈社)。而像由利公正(三冈八郎、越前藩出身)、伊藤俊辅(博文、长州藩出身)和大隈八太郎(重信、肥前藩出身)等青年才俊选择了新政府,他们内心燃烧着熊熊烈火满怀激情和雄心壮志,即使抛弃故土也要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维新。

    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率领的征东军顺利向前使政权交替成为必然,于是情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庆应4(1868)年3月14日,新政府颁布了五条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四、破旧有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表明了政治体制的第一条,但更为重要的是后面几条。第二条提倡全国上下一心促发展;第三条则表明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创造出一个人人有梦且能梦想成真的国度。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破除旧有的陋习(第四条),向世界学习(第五条)。在同一天3月14日,胜海舟与西乡隆盛正在江户进行了无血开城的会谈。时代发生了转变,从饱受阶级地位束缚的德川政权时代迈向了崇尚自由和努力的新政府时代。这个御誓文不仅象征着时代的转变,也诱惑着那些曾经活在旧秩序中的人们去逐梦。

被新政府重用的旧幕臣

简言之,其目的是让国内人才加入新政府。

隶属于以萨长为首的强大藩国的志士们,他们虽志向远大,但不曾接受过充分的专业教育。就算曾在江户修习过剑术的人有很多,但曾在昌平坂学问所学习汉学和在开成所学习西洋学的人却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曾在处理藩政上有经验,却没有问津过国政。即使作为政治家手握重权,若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相关知识、经验的人才,他们处理政务亦无从谈起。所以,能肩负这一使命的非旧幕臣莫属。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受到禁闭处分后,德川将军家也认可了旧幕臣在新政府任职一事,实际有超过5千人成为了新政府的“朝臣”而未转移至静冈(门松秀树《明治维新与幕臣》中央公论新社)。

诚然,此时也有很多幕臣拒绝了新政府的邀请。他们内心以忠于旧主为荣,同时也是出于对将军家未来的担忧。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只要还有同胞在东北地区与新政府军继续作战,即使接受了新政府的邀请,也不可能得到重用。这大概才是他们当时真正的想法吧。

直到明治2(1869)年箱馆战争结束后,他们才真正开始在新政府任职。10月,政府通过静冈藩向涩泽荣一发出了邀请。其实早在6月就实行了奉还版籍政策。按此制度,大名各自的领土和辖内臣民都归天皇统一管理。但是,新政府仍然谨慎地通过静冈藩劝诱他。该藩也反复劝说涩泽不要激怒新政府。可以说是既无法反抗,也没道理反抗。

入职大藏省(财政机关)后,涩泽以建立新的制度却缺乏有能力的人才为由,建议政府积极起用旧幕臣。在他的建议下,陆续有前岛密(开成所教授。后任内务省驿递总监。邮政制度之父)、赤松则良(乘坐咸临丸号赴美,曾在荷兰留学。后任海军中将。造船之父)、杉浦让(远赴法国,任外国奉行组头。后任内务省地理局长)等大名鼎鼎的人才加入进来(樋口雄彦《旧幕臣的明治维新》吉川弘文馆)。

实际上,当时旧幕臣们的生活十分艰难,俸禄仅70万石。如今,戊辰战争也已结束,不需要再继续硬撑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在中央再次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的内心应是雀跃不已的。

那么,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个崭新的时代呢?进入民部省的前岛密曾是静冈藩的干部,而在新政府却只任九等官。他对于自己的待遇流露出不满,但在首次出席省会议后,他的不满就彻底消失了。因为他在局内属于高官,旧幕臣中也只有涩泽的官职比他高。

而更主要的是,省卿(长官)伊达宗城(原宇和岛藩主)、干部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他们都毫不在意地位的差别并自由豁达地发表见解。在前岛眼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一个饱受等级制度束缚的他无法想象的世界。

宽广的人才培养之路

平田东助 (1849-1925)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为维持统治,旧幕臣受到了新政府优待。与之相对,曾加入持续反抗的奥羽越列藩同盟的人则过着怀才不遇的日子。如果区分对待军人的话,明治前期的新政府是无法发掘出这些地方的优秀人才的。

直到新政府开辟了宽广的人才培养之路,他们才迎来了光明。话说回来,这条路就是生于叛军之地的青年开辟出来的。他就是后来作为山县有朋(长州藩出身)的左膀右臂而为人所知的原米泽藩士——平田东助。

米泽藩在戊辰战争中战败后,从藩政改革和鼓励学习西洋学中找到了出路。藩校著名才子平田,作为先驱被送至大学南校(其前身为开成所)学习。虽然该校生大多被四大强藩(即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后藩)为中心的藩阀子弟所占据,但有一个学生同等对待刻苦勤勉的平田。那就是日向饫肥藩的小仓处平。

叛军出身的平田和小藩出身的小仓曾批判道,从大学南校的现状来看,只有藩阀出身的人才会受到优待,这是无法实现御誓文中提到的“各遂其志”的。长此以往,迟早会被广开门户的昌平坂学问所比下去(前田勉《江户读书会》平凡社)。他们主张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并提交了从全国各藩广集人才的意见书。这被政府所采纳。

最高学府门户被打开。随后,设立了以司法省法学校为代表的各类学校。到了明治19(1886)年,又将这些学校整备合并,成立了帝国大学。

不论是政府军之子,还是叛军之子,只要刻苦勤勉,通过考试后就能走上官途。明治23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宣布,“满足法律或命令所规定资格的国民,享有平等的从事文官、武官或其他公职的权利”(第19条)。该宪法起草者伊藤盛赞此乃“维新改革结出的美丽果实”(清水唯一朗《近代日本的官僚》中央公论新社)。

这一条例也改变了东京的面貌。神田附近新设了很多学校,因从全国募集到大批学生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他们喝咖啡,逛商店,畅所欲言,时而畅饮而归。而在本乡附近则按照出身藩别修建了学生宿舍,学生们互相切磋鼓励,以期不辜负出身地的盛名。

只有主动学习的人才有救。以幕臣身份建功立业的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如是说。失去故土的叛军子弟为了开拓自己的道路,唯有一心用功学习。在制度的支持下,他们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生于叛军之地,改变日本的三个人

高桥是清(1854-1936)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因刻苦学习而开拓了人生道路的人们,他们在开放的明治时代崭露头角,从官僚最终成为了政治家。我们来看看最终以大臣身份创造了日本的这三个人。

出生于幕末幕府御用画师之家,不久后被仙台藩士收为养子的高桥是清,其人生正是由他自己所开拓的。他曾在位于横滨的赫伯恩(Hepburn)私塾就读,后遵从藩命到美国留学。然而,不仅资金被侵吞,还被卖做学徒,在奥克兰度过了一整年奴隶般的生活。

 “志士”不会轻易被击垮。他千辛万苦地回到国内凭借掌握的英语当了老师,并以文部省为起点开始在各类学校授课。后来,与列国之间出现了知识产权问题,他则作为专利局的第一任局长大显身手。之后,他还投资了秘鲁的矿山事业却遭遇诈骗,又在日本银行获得一展拳脚的机会从而东山再起。日露战争时他作为当时的副总裁为筹措资金四处奔走。历任日银总裁并于大正2(1913)年就任大藏大臣一职。他是首位生于叛军之地的藏相。

与之同属仙台藩并出生于水泽的后藤新平,则是凭借其坚毅的性情与高度的专业能力从而出人头地的。他得到了在同一地方任职的安场保和(熊本藩出身)的赏识,并在其协助下学习医学。

后藤新平(1857-1929)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安场任爱知县知事后,他转至爱知医学校担任校长一职。当时,他为诊治在岐阜遇险的板垣退助(土佐藩出身)而奔走的事迹广为人知。之后,他连续晋升为卫生行政的官僚。后藤也有过一次失业的经历。然而,他在日清战争的退伍检疫时被长州出身的儿玉源太郎所认可。儿玉赴台湾任总督一职后,他作为民政长官掌管日本首个殖民地的政务。之后,担任南满洲铁道的第一任总裁,第二次桂内阁的递信大臣和铁道院总裁。

原敬 (1856-1921)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原敬吧。作为盛冈藩高级武士的次子,原在12岁就经历了戊辰战争的失败。连到藩营学校学习的学费都用光了之后,他刻苦勤学先后在天主教系的神学校和司法省法学校学习。在司法省法学校,他又因与校长作对被勒令退学转投报纸行业。在那里,他接连得到井上馨(长州藩出身)、陆奥宗光(纪州藩出身)的认可,后在农商务省和外务省的改革中大展伸手。

不久之后,原又投身政界。据说,陆奥曾对他讲,叛军出身的人即使投身官僚界也只能做到次官。后来,他再次投身报纸行业,于明治33(1900)年,追随伊藤博文参与创建立宪政友会并取得了众议院议员的资格。之后,在愈来愈多的官僚出身人士因不看好该党而选择放弃时,原却选择了坚持,后在西园寺公望(公家)内阁两次任内务大臣一职。

到大正7(1918)年9月原敬内阁诞生。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的第50年,终于从叛军之地产生了一位首相。高桥成为了藏相,后藤则掌管东京。这宣告着“叛军之子止于次官”时代的终结。

据说作为胜者的藩阀子弟在官僚起用考试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们通过考试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考试是公平而严格的。但家乡人民对他们抱有极高的期待,他们的紧张程度简直难以想象。

胜利使人心存侥幸,失败使人奋发图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能够勉强“成功”得益于不论对胜者还是败者,都广开门户,进而激发两者之间不断良性竞争这一点吧。

原敬曾说道“戊辰战争仅因政见不同,当时便有民谣唱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此乃事实也,承蒙国民明智,如今此事实已明于天下。诸位可以瞑目矣”。

[译自《东京人》2018年2月刊,本文经城市出版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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